网上不时可见评价先秦古籍《商君书》的网文，读罢当即结合商鞅变法的措施，查阅了《商君书》原文。不看则罢，一看猛然觉醒，这本被历朝专制君主垄断密读、并传之皇储的数千年古董，怎么就跟当代党魁毛泽东的言谈、行文与举止，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思想不就是一套现代版的《商君书》吗？谓予不信，就让我们首先共同来体味一下《商君书》的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再把商君与毛君之说教行事，细细地比较一下吧。

《商君书》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大体上可归纳为弱民贫民、弃毁商业、灭智愚民与野蛮战争观四个方面：

弱民贫民。

商君把民众划分为三类：强民、弱民、奸民。强民大都是富豪、乡绅，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他们有材力，有高智，有远见卓识。弱民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芸芸众生，没有文化，愚昧无知，除了耕田种地，以衣食供养当政者外，还要替国君打仗。奸民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奸邪小人。除了偷鸡摸狗好赌，当梁上君子，别无能事。为了蝇头小利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乡间谓为痞子、惰农，现曰流氓无产者。

商鞅提出了一个反常的理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的办法：

一是“以弱去强”，利用弱民去消灭强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实行流氓小人政治。“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二是统一思想，全民只准存在一个思想——人人都为国君而耕战。游说之士凭油嘴滑舌获得禄位，无补于耕战。故应“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旨在把人们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志统一起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是疲民，大兴土木，令民疲于奔命，无瑕顾及他事。

四是“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以此控制民众，大行告密之风。甚至连夫妻兄弟子侄、亲朋好邻居，也不能互相包庇，都要向政府检举揭发 。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人人生活在恐怖中。

五是剥夺个人资产，使民贫穷化。除了生存必须，剥夺剩余钱粮。否则，老的强民消灭了，新的强民又出现了。

六是如果还有强民的残渣余孽存在，就发动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七是“重刑”，轻罪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

八是取缔农耕以外的各行各业，只准农业一行存在。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即农民。农民只做一件事，即农战：平时耕田，提供军粮；战时入伍，上战场杀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士人”、“利民(吃利息或投资者) ”，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决不容许他们存在。

   弃毁商业。

在灭绝的百业中，商业首当其冲。办法是：加重关市商品税，税额比成本高十倍，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取消劳动力市场。禁止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能买米，只好自己种田；农民不能卖米，就没有粮食市场。农民卖米，由国家统一收购，而价钱则永远定在成本价上，多收了三五斗，就多收三五斗的税。农民给公家送粮食时，还不得雇别人的车；自己的车在回程空着时，也不准揽载。商鞅灭绝商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于是，全民皆农，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耕种，无法获得知识，也不需要什么知识。全民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灭智愚民。

韩非子写有一段《商君书》没有写的内容：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商鞅乃始作俑者，秦始皇效法而扩大化了。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典籍焚烧之。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谓为危害“国家”的 “六虱”。以文化专制主义方针来愚化平民百姓。

野蛮战争观。

商鞅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是个对国外唯武统、对国内唯暴政论者，二者相互为用。

在对外战争中，商鞅独创了一套军法，按斩首多少计功授爵 。即：“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授爵，”“斩一人者，赐爵一级。”最低级别是“公士”，只要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可获得这个爵位，这不止是一个虚名，能得到1公顷耕地，9亩宅地。所以，秦军每次攻城略地，斩首数少则一万，多则24万，可以想见秦军杀人时，伤者、降者、死者都要斩首。甚至老弱妇女皆死。军士皆在腰上围挂着人头而战，敌军见之吓得不战而逃。总计秦对各国的十几次大战，斩首总数达到150万以上。因而史称秦军“追亡逐北，伏尸百万 ，流血漂橹”。

如果完不成杀头指标，就提人头来见，或在城下接受刺面、割鼻的羞辱性惩罚。那就只有当逃兵了。可是 ，秦军五人为一伍，一人临阵脱逃，同伍的四人都斩首，彼此都互相监督了。对于消极作战，或贪生怕死的士兵，不仅本人被治罪，全家都会株连遭罪。故士兵必须奋不顾身，杀敌取首，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这可真是保家为国了。

为了秦王一己之私，凡能残害民生的手段都用尽了。偏寓西北的秦国，本来就被中国诸侯视为夷狄落后而拒之会盟 ，但秦国不思进步 ，一味行商殃法，把愚昧发展为野蛮。秦国社会成了个人间监狱。东方六国皆称秦为“弃礼义上首之国”。“礼义”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上首功”是按斩首多少奖赏，哪讲一丝一毫的人道。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并不讳言秦国攻战不讲仁义 ，他公然对其老师旬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这个“便”，就是便宜行事，只要能战胜敌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最残忍的“上首功” ，自然也该用了。

总之，《商君书》就是一部去华夏化的书 ，一部去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的书。

春秋时齐国管仲首创法家。管仲相齐，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法家本是个进步学派 ，但到了战国时期，法家走向“极左”，沦为旁门左道，背离了华夏文化发展的正道 。《商君书》堪称集变种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是一部“极左”的法家思想的书 。

《商君书》是以商鞅为首的法家人物写的。我们一直都把商鞅变法评价为进步的事功，现经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学家的研读，我们才明白《商君书》是一本祸害、毁灭先秦中华文明的反动透顶的书籍，而其祸害最深的则是帝王的治国驭民之术，把个古代中国的老百姓践踏得命如草芥，修理得服首贴耳。但在秦夭亡后的两千年间，却被历朝君主作为治国驭民、巩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

因而从古代的司马迁、贾宜、班固、朱熹，到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但凡维护中华文明的史学家、思想家，无不痛斥商鞅的为行帝王驭民之术，而不惜“违礼义 ，弃伦理”，不惜牺牲民生、草芥人命。

那么，一生喜欢评点古籍的毛泽东，是怎么评点《商君书》的呢?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读了《史记·商鞅列传》后，写了一篇作文：《商鞅移木立信论》。毛赞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毛只是在年少时评点了商鞅，此后虽对《商君书》读之再三，应是心领神会，有感而发之于文的。但毛却一反常态，未加任何评点,，不亦怪哉!

非怪也!毛泽东的不加评点，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评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泽东是言必称秦始皇的 ，而秦始皇践行的就是《商君书》的说教。因此，毛对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评价，他的自比秦始皇的系列言行，就是对《商君书》的绝妙评价。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当然是极端反动的!秦始皇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有哪一场不是灭绝先进的华夏文明及其载体华夏诸族的反人类战争。其“特别军事行动”中的“特别”就在“弃礼义，尚首功”上。它使得战国时期军民的死亡的人数达到以百万计，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青壮主力军 。而且，秦灭六国后，又以秦国版的“法西斯”方式来治理国家。“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 ，就是铁证。这就为两千年来的中国立下了极端专制皇权制度的立国之本 。而由于先秦民本思想的夭折，还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文明的祸种。因而，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不异口同声唾骂秦始皇，历代皇朝的帝王无论明君昏主，都没有一人敢把个人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那怕是当今的共产党领袖们，都没有一人敢于自比秦始皇。

可是毛得中国天下之后，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藏匿于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讲了出来。如：

1950年中宣部初拟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针对人们对残暴镇反与阳谋反右的批评，毛泽东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到兴奋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到痛快处还伴以大笑。

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因毛泽东下达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损而受到了挑战。于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毛把马克思的民主与秦始皇的专制，竟然“焊结”上了，把个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一语道破了。其实质是为的打着马克思与秦始皇的招牌，要大家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完成他规定的指标。

毛泽东连在几次接见外宾时，也没有忘记把秦始皇称道一番，说什秦始皇是第一个开创中国大统一局面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点事的是秦始皇 ，孔子只说空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就是在1973年与埃及副总统沙非会见时说的。因而，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 ”；“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成了毛泽东在党内高层讲话的口头禅。

我们把毛泽东的言必称秦始皇，自称秦始皇，视同对《商君书》的认同与好评。但若把毛泽东搞的诸多政治运与《商君书》的内容对照一下，就更会感到其间的相似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其一，分裂族群，按人们的贫富划分阶级－－在农村，毛把乡民分成相当于《商君书》强民的地主、富农，相当于《商君书》弱民的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后二者包括流氓无产者。接着就发动如今的“弱民”来斗争的如今的“强民”，剥夺彼等的土地，没收其房屋、钱财，有的当场杀掉，其余的则在“群弱”的管制下沦为现代农奴。

其二，为巩固中共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毛彻底废除了德高望重的乡绅掌管的族权，代之以惰农、痞子掌权的流氓政治 。根据就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农村社会流行有一个段子：“懒惰好吃，落个好阶级；勤巴苦做，落得挨斗。”毛把《商君书》的“以奸民治善民”的办法，真是学到家了。其实，毛早在1927年大搞农运时，就盛赞了“痞子运动”的革命性。甚至说：“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其三，国共内战伊始，毛在其解放区大搞暴力土改，把地主“强民”的土地剥夺分给农民“弱民”。旋即以“蒋介石的秋后算账”来吓唬农民， 以“保卫胜利果实”来号召农民支前与参军。于是，就把分到土地的几百万农民调到了前线 ，有的随军运粮，有的组成民兵冲锋陷阵。几百万农民就这样地替正规的解放军当了消耗国军子弹的炮灰 。对这般残忍的人海战术，上海《大公报》报导：“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丧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开战……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当时的《大公报》是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报纸，甚至还发表过赞扬中共的文章，可见中共驱使百姓当炮灰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当今世界，文明军队开仗，开辟人道主义通道，把百姓转移至安全区域；而毛却让百姓为他的军队挡子弹，还美其名曰“人民战争”。秦始皇以“尚首功”调动农民上战场，农民固有战死的可能，但也有以立“首功”免死而获得土地的可能；而在毛的人海战术的驱动下，几百万农民一上战场 ，是不可能生还的，只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土地。

那么，支前农民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吧 。据官方统计，支前农民达到了543万人。试问：支前农民还剩多少？有多少还四肢健全？有多少全家老少还能团聚？有哪一家的房屋还完好无损？粮食献出去了，棉布献出去了，家里能用得上的东西都献出去了，连门板都卸下来拿去架桥了。战争过后，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亲历了淮海战役的有儒将之称的陈毅，没有勇气回答。但在其《记淮海前线见闻》中却津津乐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不是跟毛泽东的赞美人海战术别无二致吗。陈毅还写了一首诗——“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可贵，疼痛可减退？”哪管生灵涂炭不涂炭!

1949年以后 ，毛泽东在全国大陆全力推行暴力土改 ，还制定了枪杀地主的指标 。农民分到了土地了，翻身得解放了 。可是转眼之间，就把农民斗地主分得的土地，以实现农业合作化为由，强行收归集体所有了。再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施行，使广大农民终年被束缚在田地上 ，世代耕田种地。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连在三年大饥荒年间，竟派民兵把守村口，不准饥民进城乞讨，在家活活饿死。在平日里，连进城当个叫卖或摆地摊 ，也严加禁止，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可见当今的农民，跟秦代的农民一样，不过是毛泽东的耕战工具。

其四，毛泽东认为，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于是，就把城乡的私营商店全盘取缔，代之以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 。   在废除商品经济的同时 ，首先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计划收购、粮食计划供应。我国行之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时期开始了。

从此，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进入了社会，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什么样的商品就要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如果外出没有全国粮票，寸步难行。如果得到了一张自行车票，就像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最为可笑的还有“觉悟票”，这是一种带有奖励性质的换领粮食或粮票的凭证，意在希望大家讲“觉悟”。毛的毁商灭商，可比《商君书》的办法高明啦，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其五，为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全国各地农村大办“五七”干校。广大干部与各行各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成堆”地方，都要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参加农副业劳动。因是个“绝好机会” ，能“滚得一身黑泥，炼成一棵红心”，焉得不去!

作为城市人口的知识青年，则要求他们整体“上山下乡”，向文盲的贫下中农学习。于是，一场牵动亿万人家的未成年的城市小青年 ，身不由及地向“广阔的天地”大转移的运动 ，席卷了全国。这不也是《商君书》的全民皆农的翻版吗?

其六，以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1955年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是。这三大文字狱与贯穿中共治国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就是《商君书》的灭智、灭智、再灭智吗?!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大放厥词：“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在文革中 ，“知识越多越反动” ，“不学abc，照样闹革命” ，“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 ，“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废除高考考试制度，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凡此奇谈怪论，都被称为最高指示。

其七，对从朝鲜战场放归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接待的政工干部首先就问：“你怎么活着回来了?! ”认为当上战俘是有罪的，应该战斗到死不投降。于是，就把回归的战俘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审查。其下场就是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农村当终生遭到岐视的下等公民，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批斗，成为“下饭菜”。这种处理回归战俘的方式，较之商鞅的对无功回归的秦兵的处理 ，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其八，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揭发批斗。往昔商鞅的告密与连坐，大行其道。左派当道的小人政治之风成为常态。致使获罪者数不胜数。而且一人有“罪”，全家遭殃，亲友都得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以致夫妻反目离异，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斗争老师，亲友断绝来往，道路以目。中华传统美德糟蹋无存。那怕在平日里，只要一句话不慎，都会被左派小人上纲上线定罪。于是，在运动中，在平日里 ，都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阶级敌人。因不够判刑条件，就被遣送到农村社会大监狱中管制。

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而是“画地为狱”.。其间的地富反坏右，以及文革中打出的臭老九、走资派，概被辱呼为牛鬼蛇神。如把被株连的家属算在内 ，人数以亿万计。堪比秦朝的那个人间监狱也。

社会大监狱是以所谓“群众专政”名义来管制牛鬼蛇神的。其实， 群众并未当家作主 ，其中的农民被剥夺了进城谋生的权利。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并加以管制，使之成为了农奴。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困绑在一起劳动，使之开始成为了农奴；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的名义 ，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严格控制下，使之完全沦为了农奴——国家的农奴。

市民地位虽比农民高一些 ，但没有居住自由 ，动辄强行下放农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更谈不上出国的自由；连说了一句想到香港去看一下，如被人告发了，就会以“叛国投敌”罪论处；剪集报纸 ，没留意把报纸背面的红太阳剪断了 ，被人告发了，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 。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践踏宪法、践踏人权、践踏人道的犯罪。毛打造的社会大监狱，比秦朝社会的那个人间监狱，是毫不逊色的。

其九，毛泽东最为祸害人类的 ，莫过于草芥人命的生命观。在由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之际 ，“苏修”首脑赫鲁晓夫要向中国提供粮援。毛泽东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是小，失节事大。中国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这真是，人命如草芥，薅之复再生。

在应付核大战上，毛泽东的高谈阔论，让人听之惊出一身冷汗。据《毛泽东选集·内部》记载`：1955年，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多次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假装败退，……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明确地说：“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 ，这不是坏事。”

1969年，中蘇邊境發生衝突，蘇聯在邊境屯兵百萬，揚言要打大戰，打核大戰。而毛澤東却說：中國有六憶人口，留下三憶，照樣在廢墟上建設我們的家園。嚇得勃烈日涅夫搖頭歎息：我真想不到毛澤東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當時的蘇聯總共才不足兩憶人。

商君与历代秦王的草芥人名，以千百万计；毛泽东的草芥人命则是祸及全人类。也许这就是毛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毛泽东的核大战观，不仅吓倒了当年的勃烈日涅夫，哪怕在当下正在打俄乌大战，动辄则拿核武说事的“普京大帝”，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难怪普京曾说，他就崇拜毛泽东的。

一言以蔽之 ，经上述对比 ，毛泽东的那一套思想，可真是其祖师爷商鞅都自愧不如、望尘莫及的；毛泽东对《商君书》的践行，是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可是，中共却把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毛选五卷作为打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说它是马克思与中国革命事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毛泽东思想远非这个公开发表了的修修补补的大杂会所能包含的。毛泽东一生在党政高层秘密发表的讲话，在国际共运首脑会议上的耸人听闻的讲话，才是毛的思想的全部与真谛。但我们至今在国内尚未看到毛的全集的公开问世，因为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妖魔鬼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实践的，绝非马克思的理论，他实践的不过是秦始皇奉行的《商君书》的悖论。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加《商君书》，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商君书》。如果说，谭嗣同批判的儒学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施行商鞅的秦制的话，毛泽东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践行秦始皇的专制独裁的暴政。

1976年8月9日，毛泽东在病床上口述了给汪东兴的遗嘱：《我的自我评价》。张玉凤记录，章含之整理成文。其中有一段话：

“世界有个中国，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秦始皇。世界有如今，也是因为有一个人：马克思。中国能够在世界有如今，就是因为有我毛泽东，我毛泽东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不是机密，我多次公开讲过。”这个绝密文稿，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不管是否杜撰，都可被视为毛泽东自负而骄狂的“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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