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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闻国民党意图从日月潭发起进攻，我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主动进攻日月潭。

那是晚上，当我们向着派出所方向出发后不久，意外发生了。

探照灯突然照过来，紧接着机关枪开始扫射。

有人认为现在不发动攻击，等到天亮敌军增援来了我们就无法抵挡，我便挥舞起冲锋的信号，敢死队员们高呼“冲”，便奋勇冲了出去，却没想到国民党的军队竟然被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战罢日月潭，我们即刻启程返回埔里。夜色中，我们一路疾行，原因是战斗耗费了太多精力，大家身心俱疲，连一顿饭的时间都未曾有。

可是到了早上七点多，国军又攻过来了。

当时大家没太多打仗经验，脑子也比较简单，就是想着守在那里。

乌牛湳桥两侧各有一片山丘，我率领十二名勇士守护着靠近埔里镇的那一侧，而黄金岛则带领他的队伍守卫着另一侧。

战斗中突发状况，一回头发现黄金岛那边已撤走，国民党军队从三个方向逼近，我们陷入包围，只得急忙撤离，最终身边仅剩敢死队五名成员。

回到武德殿后，我们却发现人去楼空。原来，谢雪红他们已经撤离，去了小梅基地。

我并非台中人士，对通往东势的那条山路并不了解，因此我们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到了雾社，有个张新汉医生为我治疗。

他原籍基隆，身患肺结核后，觉得雾社的空气清新，便来此地疗养。期间，他还被当地乡长委以重任，担任了卫生所所长。

他给我治病那事挺危险的，可他没受到责罚，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再提那档子事。

快到雾社的时候，在路边的林子里发生了令人心酸的事。

雾社的赛德克战友拐进了林子，我以为他只是去方便，便跟着他。可没想到，他竟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下巴，似乎要结束生命。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战争对人施加的压力有多么沉重。

在雾社，还有高聪义的一段经历。

他加入了高砂义勇队，被分配到了菲律宾的一个小岛。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当地的语言与他所熟悉的语言十分相似。后来，他才了解到，原来当地的少数民族和菲律宾的原住民都属于南岛语族。

那时，我和农学院的两位同学藏身在高聪义家中，才得知谢雪红曾来找过他，提及想要退至雾社进行游击作战。

刘锦焜，雾社副乡长，原是平原出身，心向往山间商机。然而，高聪义却不同意他在山上经营，这让他心怀不满，久怀怨恨。

在雾社，我们常讨论“二二八”战役的细节，这些话被他偷听到了。于是，他向当局告发，称高聪义通敌叛国，并藏匿了我们。

国军前来抓捕，我脱去空军制服，匆忙逃离了雾社，计划前往台中。

人都有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

我犯了这样的失误，在离开雾社之际，未能及时处理枪弹，最终将其藏在了高聪义家的屋梁之上。

后来国军进行了搜查，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这确实是我无意中造成的麻烦。

这类情况常让人深感愧疚，同时也反映出在战乱时期，即便是无意的举动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雾峰有个有趣又心酸的吃面经历。

当时我在一个面店吃面，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但是肚子还很饿。

我做出了一件顽皮的事，从腋下拔了几根毛发，放进面里，然后叫老板过来看，并质疑面为何如此污秽。

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但那碗面让我至今仍感愧疚，这反映了当时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我二次出狱后，一位日本友人计划前往雾社寻访高聪义。于是我对她说道：“你去时，若遇见陈明忠，请代我询问，你离开时将枪藏于天花板，却未告知于我。”此言背后，承载着诸多回忆与无奈。

经过无数次的战乱和变革，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却更能深刻揭示那段历史以及人们在那期间的处境。

你是否曾因自己无意间的行为给旁人添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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