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共纪委系统对官员私自获取、持有和阅读政治禁书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反映出其对内部控制的日益紧迫和对思想风险的高度警惕。

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共纪委已对至少15名高阶官员提出指控，原因是他们被发现阅读或持有禁书。而在2023年，受到类似指控的官员人数为8人。从2019年至今，共有29名官员因涉及禁书而被党内处分。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中共体制内危机的关注，表明官员对政治禁忌的好奇心已逐渐普遍化。

禁书阅读的严打与内部反响

2024年被查的15名官员来自甘肃、重庆、贵州、江西、河南和广东等多个省份，涉及政府、政协、院校、金融机构等多个领域。这显示出，禁书的阅读已经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中普遍存在。官方消息指出，近一半的禁书来自境外，显示出中共对外部信息的警惕。

一位中共党校的学者指出：“在新时代，控制力度越来越强。对党员和官员的教育越严，越不能让他们接触禁书，尤其是海外出版物。”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共对于党员的思想控制日趋严格，以确保其“忠诚”。

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在2023年的修订也加大了对禁书的管控力度，增加了对私自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资料的违纪表现。这种政策调整不仅反映了对信息传播的恐惧，也揭示了中共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紧张心态。

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标准

尽管禁书的阅读受到严厉打击，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因获取、持有或阅读禁书而被判刑的可能性较小。现任美国太平洋智库首席研究员的陈冰表示，涉及出版、印刷、销售违禁书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刑事罪，通常情况下，阅读禁书主要受到党纪的制裁，而非刑法的追究。

知名法律学者也表示，阅读禁书在法律上不易定罪，往往被视为道德问题，而非刑事责任。中共对这些官员的处理，主要是通过党内纪律进行的，而非正式的法律程序。

从历史到现实的禁忌

禁书的范围广泛，涉及政治、历史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根据中共官方资料，禁书通常包括批评党的政策、领导人及其历史的作品。这些书籍在党内被视为“反动”，因此必须严格控制。

中共党校的学者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宣传与现在的控制相比，虽然有所变化，但核心目的未变，即希望党员对领导人保持绝对的敬畏与忠诚。禁书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反作用。

著名作家余杰则批评中共的禁书政策，认为这只会导致社会缺乏创新与活力。他的作品，如《中国教父习近平》，虽然在中国被禁，但在海外仍广泛传播，显示出信息的不可阻挡性。他认为，真相和真理是无法被扼杀的，禁书政策只会使中共更加脆弱。

控制与危机的恶性循环

中共对禁书的打压，被分析人士解读为内部危机加剧的表现。随着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的加剧，中共愈发依赖思想控制来维持统治。台湾的政治学者指出，习近平时代通过重塑官员思想，加强对党校的重视，以及严格的媒体控制，都是为了强化中共的权威。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接触禁书，这表明了对体制不满的潜在苗头。一些学者认为，禁书的阅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体制内部的改革。

走向何方的中共

中共对官员阅读禁书的打压，以及对思想控制的加强，体现了其在面对内外压力时的脆弱与无力。尽管严厉的管控措施依然存在，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思想的交融，越来越多的官员或许会在禁忌中寻找真相。这种矛盾的态势，不仅将影响中共的未来走向，也将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