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2024年大选结果尚未揭晓，民主党本次竞选遭遇的波折已出乎意料。中期选举后的特朗普看似困境重重，特别是面临1月6日暴乱的负面影响、几项刑事诉讼、以及推翻罗诉韦德案的争议，但特朗普却未如人们预期般“失去资格”。相比之下，选民在2024年似乎更倾向于质疑现任总统的表现而非前总统的罪行，这一出人意料的局面让民主党要击败特朗普变得更为艰难。

特朗普的持续竞争力源自美国整体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上一次《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的联合调查显示，仅40%的选民认可拜登的执政表现，只有28%的人认为美国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在如此多选民不满的大背景下，保持对白宫的掌控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挑战。民调显示，共和党不仅在政党认同度上与民主党平分秋色，甚至在大多数关键议题上拥有优势，除非在少数例外的堕胎权和民主议题上，民主党几乎全面处于下风。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全球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普遍处境。从英国到德国，从意大利到澳大利亚，甚至是日本，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近年来都在选举中遭遇挫败或失去权力。无论是国家政党差异还是国情特殊，几乎都无法摆脱新冠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各地高企的物价、疫情后的经济波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愤怒和不满，选民将责任推向了执政党。民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任逐步消解，甚至彻底丧失。当生活成本上升，低收入群体的储蓄和购买力被不断侵蚀时，执政党很难获得支持。

在美国，后疫情时期的失望情绪更是给民主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民主党采取的严苛疫情防控政策，如口罩令、疫苗强制、关闭学校等措施，加之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推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甚至是花费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疫情结束后变成了包袱。虽然这些政策本意在于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但最终却成为了被质疑的焦点，尤其是在疫情消退后，民众对政府干预政策的耐心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民主党仍然有自己的“筹码”——特朗普本人的存在。无论他因种种丑闻而面临多少指责，他始终是一张重要的对抗王牌。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正是依靠对特朗普的反感情绪和堕胎权议题的支持获得了一定胜利。然而，2024年即使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胜出，也不一定意味着进步派的完全胜利。相比十六年前，民主党在移民、犯罪和能源政策上更为保守，原有的社会保障扩展议题也逐渐被经济现实所掩盖。

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政治舞台由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主导，政策议题涵盖医疗改革、气候、移民以及工会等多个领域。奥巴马、伯尼·桑德斯等左翼人物推动的“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我也是”运动，甚至是“绿色新政”都一度让自由主义主导了政治和文化。即使特朗普的当选一度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的打击，但这反而加剧了自由主义群体的激进化。然而，随着疫情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自由主义的“能量”也似乎逐渐被耗尽。对疫情限制的反对和对“觉醒”左派的质疑在社会中开始扩大，民众对主流媒体、专家和科学家的信任逐渐下降，年轻人愈加依赖社交媒体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在这一情势下，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众对民主党执政的诸多举措愈发不满，诸如高额的政府支出被指责为通胀的主因，高油价则归咎于政府暂停钻井许可和Keystone输油管道项目的中止。宽松的边境政策、移民涌入以及犯罪率上升，使得“法律与秩序”成为新的焦点议题。在这些压力下，民主党不得不逐渐向右翼政策靠拢。贺锦丽从2019年的激进主张到如今淡化环境政策和全民医保的立场，折射出民主党从进步到保守的演变。

民意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变化。2024年的民调显示，民众在各项核心议题上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这在政党认同度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期以来，民主党在政党认同中的优势如今逐渐被共和党所超越。在多个摇摆州，如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内华达和北卡罗来纳，注册共和党人的比例高于民主党人。如此显著的变化，使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面临的阻力更为明显。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即便民主党保持连胜，历史学家或许会认为，现今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然出现衰退迹象。如果特朗普获胜，这一解释可能更为直观：在经历疫情及其后的社会动荡后，选民对民主党日益感到失望，不愿再给该党一次机会。相反，如果他落败，那么其一月六日的暴乱表现和堕胎权议题的争议将成为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无论结果如何，2024年的大选将成为美国政治格局的重要转折点。民主党依然要在保守和进步之间找到平衡，而自由主义也可能在未来的风向中寻找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