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地接连发生多起官员遇害事件，引发了对基层治理的反思。自6月起，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相继发生了多起基层官员被刺杀、袭击致死的案件，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基层治理状况的深刻忧虑。遇害的官员主要集中在基层，职位最高不过处级，除湖南财政厅厅长刘文杰外，多数是乡镇或县级干部。这些案件反映了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不少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这不仅是个人事件，更暴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广泛失败。

今年的基层官员遇害案件频发，令人不禁追问：为什么这些基层干部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这与基层官员的日常工作内容不无关系。作为最贴近民众的“行政末梢”，基层干部日常处理矛盾的频率极高，往往需要直接面对公众的投诉、矛盾，甚至是激烈的抗议。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出傲慢、漠视民意，甚至采取高压手段处理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干群矛盾。这种矛盾一旦失控，便可能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这种事件集中爆发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宏观因素，即当前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底层民众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失业、收入减少等问题引发了不满情绪。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的执法行动，例如收缴费用、拆迁等工作，更容易引发反感和抵触。山西长治市沁县政协主席郭建宇因参与清理违规房产被刺身亡，河北邯郸银行董事长郑志瑛因裁员决策遭遇报复，都是这种矛盾的具体体现。

不仅如此，一些基层官员还处在社会权力真空中，既承担着上级的层层工作压力，又缺乏有效监督，往往可以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例如，在经济形势紧张之时，一些基层政府会加大对民间资源的控制，导致干群关系恶化。今年7月至今，安徽、四川、江西等多地出现城管与摊贩、拆迁与村民的冲突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在特定的情境中很可能会激化成暴力事件。

形式主义与治理失真：基层治理的无效循环

中国基层治理的难题并非今日才显现，近年愈发严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贺海波教授近期的一篇调研文章指出，中国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治理失真”现象。即在基层落实上级政策的过程中，常因层层压力导致信息失真、执行偏离实际，甚至出现明显的形式主义。贺教授举例称，他曾调研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发现地方政府为达成上级的贫困户指标，不得不将非贫困户纳入帮扶范围，导致资源分配失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此外，一些地方在执行环境整治政策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失真。例如，在一些地区，不让农户在家门口停放农具、限制小鸡在院中活动，甚至对家中内务如未叠被子、衣物不整齐等小细节进行罚款，显示出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的任性与粗暴。这种政策超出群众需求的规定，反映出权力的傲慢和对群众生活的忽视，进一步加剧了群众的不满。

这些不合理的规定表明了中国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难题：上级政策层层下达，追求形式上的数字化政绩，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打折执行”，导致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在这种氛围中，基层干部变得冷漠而功利，民众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忽视，最终导致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隔阂加深。

形式主义反噬：治理效果难以改观

中国政府并非对形式主义现象无动于衷，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文件，旨在为基层减负、抑制形式主义。但遗憾的是，这些文件本身的执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形式主义。所谓“整治形式主义”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真正的监督与反馈机制，难以撼动根本问题。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缺乏有效的制约，尤其在基层，群众难以制衡干部的权力，导致政策实施中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采取激进手段。更进一步，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的对立，也为近年来民众攻击干部事件的频发埋下了隐患。

这种现象反映出基层治理的本质问题，即权力的绝对化和缺乏制约。正如贺海波教授所指出的，权力失去监督，官员缺乏对民众利益的尊重，治理最终沦为一种单向度的行政命令，导致群众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民众在感到利益被侵害时，缺乏合法途径进行抗争，往往会在极端情况下采取暴力手段。

治理失灵的深层原因：如何有效改善？

此次基层官员被害事件频发，反映出中国基层治理急需根本性变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基层干部的责任感，同时确保民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倾听和回应。若只是用形式主义治理形式主义，问题将难以根除。在当前经济压力之下，基层干部应从根本上改善对群众的服务态度和方式，在日常工作中重视民意反馈，而非一味追求数字化政绩。

同时，改进信息传递机制、确保政策在基层的实际落地也至关重要。正如调研中提到的精准扶贫数据造假问题，只有从信息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确保透明与真实性，政策的有效性才能有所保障。中国政府需要反思当前的政绩导向，确保政策能在基层产生积极影响，而非将基层干部变成单纯的执行机器。

基层治理的失败不仅是形式主义的产物，更是权力缺乏制约的结果。若不从根本上加强基层治理的民主参与、保障群众对干部行为的监督权，类似的暴力事件可能不会就此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