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主在愈发严苛的“远洋捕捞”式执法中,逐渐沦为“唐僧肉”。这种执法现象不仅涉及异地警方对民营企业和小商户账户的冻结和追讨,更反映了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趋利行为。对于一些身处灰色地带的企业主而言,远洋捕捞式执法的背后,折射出企业财产权缺乏有效保障的现状。以下是对这一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入分析。
30多岁的张科在广州经营一家体育彩票分销店。他通过微信等平台为顾客代买彩票,赚取差价。然而,7月的一次账户冻结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张科的账户被河南濮阳市南乐县的公安机关冻结。无奈之下,他与其他遭遇相似的体彩分销店主建立了联系,发现许多人都经历了相似的遭遇。据张科透露,部分店主为了“解冻”账户,甚至被迫将钱打入警察个人账户,以换取“缴纳罚款”的承诺。
张科称,这种现象在他的圈子里已经不稀奇,“随便一个地方的派出所就可以冻结账户,甚至不需要法院的批准。”这种“远洋捕捞”执法手段给了地方公安部门极大权力,尤其是在对民营企业主的管控上,简单的账户冻结便足以让很多小商户陷入生存危机。
中国“远洋捕捞”执法现象的背后,是地方财政愈发紧张的现实。中国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和严格的税收体制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在缺乏稳定财政收入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便通过冻结民营企业和个人资产的方式“创收”。
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指出,这种“远洋捕捞”本质上就是一种逐利性执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掠夺”。他指出,这种跨区域执法和处罚行为多发于财政压力巨大的区域,尤其是那些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他们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灰色手段拿钱,根本没有企业财产权的保障。”
“远洋捕捞”中,异地公安往往会要求企业主以“罚款”名义交钱解冻账户,甚至直接将款项打入个人账户。对于一些较小规模的企业或个体户而言,这种执法手段可以直接摧毁他们的生意。张科也坦言:“我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有存款无法动用。很多同行最终无奈选择妥协,支付所谓的‘罚款’后才得以恢复正常生活。”
尽管有企业主选择了支付费用以换取“解脱”,但也有部分人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然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环境下,小企业主的维权之路显得异常艰难。张科尝试通过各类举报平台和热线维权,但并未得到有效回应。“我尝试了几乎所有渠道,结果都是无回应。”张科无奈表示。
中国的财政压力是远洋捕捞式执法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之一。过去,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获取收入,但近年来,随着楼市疲软,地方政府的收入逐渐下滑,财政窘境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公安通过远洋捕捞从企业主和小商户处获得额外资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据《界面新闻》报道,一些地区甚至将案件罚款作为部门经费的主要来源,部分执法机关与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形成了利益捆绑。这使得趋利性执法愈演愈烈,也导致了企业主在执法面前的无力感。
对于很多民营企业主而言,在中国的经营环境中,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都面临着随时被扣上“违法经营”标签的风险。这不仅与执法机构的逐利动机有关,更反映了民营经济在法律保护下的脆弱性。滕彪指出,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灰色地带”来约束企业主。
张科的遭遇凸显了这一点。他的体彩分销业务虽然符合一般行业惯例,但在法律上仍然处于灰色地带,使得地方公安有足够理由进行打压。而在法律保障缺乏的背景下,许多企业主最终不得不选择妥协,以换取业务的正常运行。
“远洋捕捞”现象的盛行,使得民营企业主和小商户对未来充满不安。张科坦言:“我用尽了所有办法,没有一个回复。公安局像是黑社会一样滥用权力,没有人来管他们。”这样的境遇在中国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主面临类似的情况。
目前,部分企业主正在寻求海外生存机会,尤其是在经历了一系列趋利执法后,他们对国内市场的信心正在逐步流失。张科表示,自己本来很热爱这个国家,但经历这一切后,他终于理解为何很多富人选择出国。“我终于知道没有自由有多可怕。”
“远洋捕捞”式执法凸显了中国民营企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中的艰难境遇,反映出地方财政危机对执法生态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企业主面临着持续的生存挑战。如何在未来保障企业主的财产权,规范执法行为,将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未来,若要扭转远洋捕捞现象,或许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地方财政压力,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法律制度,以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只有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下,企业主才能在市场中找到一片安全的经营天地,而中国经济也才能真正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