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亚地区,一支来自中国西北的特殊群体——东干人,历经百年漂泊,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他们的历史不仅是清朝动荡的遗留,更是华人文化在海外的独特见证。本文将深入探讨东干人的历史背景、迁徙历程、认同感和中亚身份,剖析这支特殊群体在现实中的文化和情感联系。
东干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清朝统治下的一场巨大动乱,即“陕甘回变”。这场1862年至1873年的冲突涉及陕西和甘肃两地汉族与回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回民动乱的起因极其复杂,包括族群间矛盾、政治不信任以及清朝的镇压手段。左宗棠率军平乱,导致甘肃、陕西大量人口减少,而冲突后存活的部分回族人最终被清廷迁往更西的边疆地区,以避免再次爆发冲突。
这批回族人中有数千人选择继续向西,穿越天山,最终抵达俄国领土。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始于1877年,在严酷的冬季,他们徒步穿越天山,几支队伍最终分布在中亚的各个地区。随后,1881年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为这批迁徙人员提供了正式的俄国庇护,使他们得以在中亚生存、扎根。
东干人主要聚居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二战后,前苏联正式将其命名为“东干族”。“东干”一词成为这一族群的身份标志,而他们自己仍称自己为“回族”,与中国回族同源。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认同,这群东干人在近代仍保持着清代的风俗和信仰,形成了中亚的“汉语村落”,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东干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其文化在回族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部分中亚文化元素,但依然保持着中国西北方言、传统饮食和节庆习俗。东干人常用陕西方言交流,并保留了中国式的服饰、建筑风格和手工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祈祷、节庆,还是家族中的语言传承,东干人都在坚守着中国西北的传统。
东干人对“陕甘回变”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他们将这场冲突视为回族自卫反击,认为清政府的镇压过于残酷,并在当时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部分东干人认为,清朝的叛乱镇压政策导致了他们的流离失所,且大规模屠杀主要由清军发起,而回族起义者更多是为自保。这种认知使他们对历史事件抱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形成了一种“集体创伤”记忆,但这并未消减他们对中国的情感。
与其他海外华人一样,东干人对中国的认同感极强。曾有中国大使馆人员访问东干人村落,村中人群激动地呼喊“朝廷派人来看我们了”,表现出一种与祖国连结的自豪与亲切感。此外,东干人还与国内回族保持婚姻联系,部分东干人家庭选择送子女到中国接受教育,加强了这种文化纽带。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他们属于中亚少数民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因其中国血统、传统和信仰与周围民族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们依旧认同中国,但因时隔百年,了解的中国多停留在传统历史上。东干人对现代中国的了解有限,他们的中国观更多源于家庭传承和文化记忆,而非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
同时,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和部分中亚国家对外来文化的敏感,东干人必须在保留中国传统和融入当地社会间寻求平衡。作为中亚的少数民族,东干人在当地民族体系中人口稀少,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种既不丧失传统、又能与其他族群共存的方式。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东干人始终在异国他乡保持着对中国的浓厚情感。东干族诗人索阿宏·达乌(笔名“索尊实”)在诗歌《给中国》中,用真挚的笔触描绘了他对中国的深情,即便从未踏足中国土地,却依旧心系祖国。索阿宏的诗句展现了东干人对祖国的眷恋与想象,将长江、黄河的壮丽风光深深印在心中,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依托。
东干人不仅在心中怀念中国,还通过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延续着他们的中国情怀。即便身处异国,东干人依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守望,成为中亚大地上的“中华文化活化石”。他们用传统的中国节日、方言交流和民间故事维系着跨越百年的情感传承。
东干人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延续了祖国的传统。尽管他们的迁徙历史充满了苦难与动荡,但这种民族认同感使他们在中亚的土地上顽强生存,并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身份。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东干人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研究价值。
中亚的东干人,既是历史动荡的见证者,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历史和身份为我们理解民族认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值得更多的关注与尊重。